{20}黄仁宇先生在对近代中国的分析中指出，国民党在中国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而共产党则搭建了低层结构。

从教会的宪法体系中，逐渐发展出各种属于法律其他领域相对连贯的实体法律体系。尽管闪烁着思想的火花，却没有和马克思占在同一理论层面，其自称的超越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狂妄之语。

  结语 从伯尔曼的论证理路和基本观点来看，这种法的社会理论蕴含着伯尔曼本人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企图扩展法律史的问题立场，而把其放在一个更高社会历史层面来研究。2、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理解封建社会 伯尔曼批判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可能是以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为中心，而马克思的论述重点则是他本人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 教皇革命导致了近代法律体系的产生，伯尔曼的观点发人深省。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正是资本主义给了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以真正确立的机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够了一种对法治的广泛需求。

教会法具有很多的宪法性规定，教会法规定了教会内部最高权力归属于教皇的最高宪法原则，规定了圣职权与管辖权之间的明显区分，甚至和规定了主教的选举原则。同时，在定义封建主义的特征时，除了小生产方式、农奴制、骑士制、领主制等外，还必须要包括这些因素：生活在封建制度下人们的信仰体系，在各种封建体系中教会与世俗当局的关系，在封建社会流行的各种类型法律理论和法律思想。关于历史的分期，伯尔曼认为，马克思总结每个社会都经历了从亚细亚的或奴隶制的经济到封建主义、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程并不能说服人或者说是没有多少根据的。

马克思说，新思想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的预见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从教会对于遗嘱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对于继承权的法律体系。这场教皇革命具有全面变革的特性，正是这次全面的剧变产生了西方的法律传统。其时，他们极为严肃，经常是不安的自问，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

从教会对誓言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契约的法律体系。但是，真正见伯尔曼学术功底的是其《法律和革命》一书[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首版：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文译本：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年版。

]，西方法律传统也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哲学方面，关于法律是基于理性和道德还是仅仅只是政治统治者的意志这个问题，法哲学家们一直争论不休，并可以推定，他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伯尔曼要把西方法律传统的起源这样的宏大视角纳入到法律史本身的理论当中，使得法的社会理论具有一种历史和社会的总体意义。伯尔曼自称，他的法律史理论可以总结为一种法的社会理论。伯尔曼的教皇革命概念本身包涵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伯尔曼的法的社会理论的解释，并没有排斥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解释的可能性。

此书只能是一个勤奋耐心的人才能写得出来，的确，如此宏大的视角，如此广博的引用，如此厚实的著作，确实需要很多年头和功力。这种法的社会理论试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理论，韦伯的社会理论，以及一种历史分层理论相沟通相竞争，并试图探索历史进步的原因和内在机理。中世纪存在着封建法体系，庄园法体系，商法体系，城市法体系和王室法体系。这种法的社会理论以批判的方式展开，具体问题指向都将在这种批判中获得说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是伯尔曼需要超越的社会理论之一。

对马克思本人的理论也存在着广泛的误解，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也只是以一种立场反对另一种立场，站在自己的理论立场上反对他人的理论，而不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内部进行的批判，这使得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流于表面。]正是资本主义给了在封建社会形成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原则以真正确立的机会，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提够了一种对法治的广泛需求。

伯尔曼所还原的历史理论中因果关系的真相，也只能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说明而已。在伯尔曼看来，只要是在某一时段经济因素不起主要作用，一种经济决定论就是不成立的。

Exploring the Origins of the Western Legal Tradition, William W. Bassett,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85, No. 7 (Nov., 1985), pp. 1573-1584. 总体性危机是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提到的，一种许多男男女女在他们年过五十就能经验到的那种危机。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结构体系中，起主要作用的并不一定是经济作用，也可能是某种观念、宗教伦理、政治或者是像伯尔曼所提到的教皇革命所代表的宗教因素和世俗因素的相互作用等等。伯尔曼在论述教皇革命的总体性时，[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96页。全书中唯一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是《恩格斯给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  三、对法的社会理论的评价 伯尔曼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存在着广泛的误解，从他的尾注中我们可以看出，伯尔曼并没有参考几本马克思原著，他所基于的大多是一些二手的材料。

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开始了他的教皇革命（也称为格列高利改革）。

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起源于被他称之为教皇革命的运动之中。伯尔曼把农奴制和小生产方式概括为马克思封建社会的本质因素，而封建生产方式即庄园制度到了14世纪末就在全欧洲被废除了，而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是在18世纪或至早是在17世纪初才开始。

11世纪以前，教会法是分散的。[ [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页。

]因而必须从这种简化版的解释中走出来，还原一种真实的历史因果关系。我们无须为了得出结论而去解决这种争论，作为历史的事实，所有继承西方法律传统的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一直根源于某些信仰和假定：即这些法律制度本身一直以这些信仰的有效性为先决条件。[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高鸿钧、张志铭、夏勇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1页。从教会对于教会有薪圣职的管辖权中逐渐发展出一种关于财产的法律体系。

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导致了对欧洲重大革命原因过分简单化的解释，导致了一个基于社会各阶级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作出的狭窄的社会阶级定义。试图证明伯尔曼试图建立的法的社会理论可能并不成功，其对马克思的很多批判流于表面，没有和马克思站在同一理论层面，其自称的超越马克思也只不过是吸引眼球的狂妄之语。

3、决定作用和主要作用的区分 关于决定作用和主要作用，伯尔曼存在着一定误解。格列高利还坚持教皇在世俗事务中的终极的至上地位，包括有权废除皇帝和国王。

[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正是教皇革命给教会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教会的高度组织化和教士的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为教会法的完善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进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教会法体系。参见[美]哈罗德.J.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法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伯尔曼看来，西方法律传统面临崩溃的威胁。

关键词: 法的社会理论。法律以一种保守、稳定和秩序的方式反作用于政治、国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实践，法律对政治、国家、生产实践等都形成一种调整关系，用一种规则的方式提供给政治、国家、生产实践提供一种稳定和秩序。

教皇革命   伯尔曼为中国读者所熟知是因为其法律与宗教的理论[伯尔曼认为，法律和宗教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没有法律的宗教将褪变为一种狂信，没有宗教的法律就是一种僵死的教条，新世纪必须找回法律的宗教支持才能走出一种法律的危机。]但这种反映论只是一种初级形式，意识也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著：《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马克思恩格著：《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页。